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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早前日本加入TPP谈判时便遭到了部分国内学者与政客的强烈反对，最大的挑战便来自于一旦加入TPP，海外廉价农产品对其日本农业造成的严重伤害。

事实上，新加坡上市公司中，最大的私人企业可能是中国大陆人去新加坡创办的一家地产集团，而其业务主体还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地方本土政权虽然专制，其幕后操控者仍是一个市场传统深厚的民主政体。

当然，皮诺切特最终下场不佳，那是后话。而它们的宗主国或控制国，都是老牌的、高度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起飞阶段之后，新加坡的本土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可以说，新加坡私人企业的表现，和新加坡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是完全不相称的。政左经右路线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有一些很明显的特征。

中国目前的大政走向，越来越像所谓政左经右路线：即一方面强化党的领导，严厉控制舆论和限制政治民权，另一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民间的经济权利。新加坡经济起飞，得益于其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依此发展成一个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中国90%以上的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所以从总量看并不缺房。

因为这些案例的积累就使老百姓能形成预期，知道出现什么样的纠纷情况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这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变革。高风险的资产要付更多的利率，低风险的付更少的利率。而其团队的研究也说明，市场的质量取决于政府如何构筑恰当的产权基础设施与宏观环境。

如果中国政府的股份在30%以下，其他70%的股东会要求企业分红。制度本身是集体行动的产物。

大家都想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所以那些地方的房价很高，低收入群体买不起。中国人均占有的资本很低，就需要积累资本，即资本稀缺。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一个概念是受政府主导的金融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的基准价格，还有一个是受市场主导的风险溢价。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党的制度是为了在无序的社会建立秩序而出现的，开始主要是社会政治秩序。

实际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政府拥有一票否决权也就够了。可以参考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给职工盖的较好的宿舍，那实际上就是廉租房。在普通法下，事情就简单些，律师准备案件细节并解释法律原则及先例，最后由陪审团来给出意见。在本文中，肖耿教授回到经济学的原点，从政府的角色与责任谈起。

陪审团的意见基本上可以认为代表普通民众的意见（当然陪审团的选择是有诸多要求的）。改变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

可是，限购限价以后，发展商就卖不出去了，他们就不再开发建设，供给就少了。在能源方面，如果以政府管制的电价作为基准价格，则其他能源，如煤、油、天然气、太阳能等的市场供需价格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建立了股票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由于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两者差距在缩小。价格不对，用行政的方法去控制房地产及金融泡沫，无法持续。所以我们做什么对别人都有影响，别人做什么对我们也有影响。需要一个简单、客观、系统的框架去理解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本质及方向。对于像金融（人为可以创造出来的产品），还有自然资源（有很多存量的，而且市场的准入和进出及价格是受到政府集体行为的约束的），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定价机制，一个是基准价格，通常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政府定价机制，是没有办法通过市场来决定的，因为涉及到广泛的外部效应及系统风险。

中国种地的土地是不够的，盖豪宅的土地可多得很，一个是增加容积率或把富人赶到山上或郊外去，美国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衍生产品，它就完全是人为创造的。

有需求的话要考虑怎么最有效地供给。另外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是金融市场。

中国不仅建立了自己的股票市场，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到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获得海外资本市场的资金，从而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如果政府所占的股份超过了50%，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行政单位，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构建与世界经济相容的具有包容性、创新活力、及可持续的新的增长秩序，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现在的金融改革，如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项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方向全是对的。所以产权的界定、产权的交易、产权纠纷的解决和产权的保护是西方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企业也是市场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也发展工商业地产市场，赋予30年产权。富不过三代，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藏富于民才是长治久安之到。

如果好的制度能够建立，不必过多地计较过去制度不健全情况下发生的原罪。接下来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在中国建立人力资本的产权保护，就是我们讲的保护民工的流动权利。

如何展开真正的、深远的改革而不让它变成革命呢？从思维框架上来讲，需要把改革都转变成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产权是怎么界定的？交易平台是怎么建立的？产权纠纷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只是细分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其中包括建立市场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生态秩序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等。这种机制就使得很多产权纠纷可以逐渐通过与政治相对隔离的法院逐步解决了。

但在内地，土地产权纠纷往往需要惊动党和政府的最高层才能搞定，应为土地的产权基础设施严重缺失。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的临近，各方人士也从经济、政治、法律等不同领域给出各自的改革路线图。  5. 下一个挑战：自然资源及金融领域的产权基础设施与宏观管理 从建立市场秩序的角度看，中国还剩下两个特别重要，但也特别复杂的领域需要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从经济层面来讲，改革开放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更有效率地用起来。

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资本稀缺，但产能过剩。这个结果是不公平的，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去限制有钱人买房，而是将贷款利率提高到与资本稀缺程度一致的水平。

所以，我们在设计改革目标的时候不仅需要问改变游戏规则会对当今的人、当事人、利益相关的人有何影响，更需要问对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随机碰到的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影响。九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把所有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的住房全部私有化了，卖给职工。

我们现在热议的利率市场化，应该是指风险溢价市场化，而不应该指基准价格市场化。这些讨论的焦点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